每当我们的经济社会进入转折阶段，就有一些“预言家”唱衰中国。他们不懂得，对于用唯物辩证法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困难、挑战、风险，正是转变、突破、创新的机遇。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应对挑战、创新发展的历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大风大浪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在斗争中坚持理论指导而又敢于理论创新的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在理论创新过程中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和中心任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形成这一重要认识，是在经历了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以及总结了抗日战争初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才获得的，来之不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所谓“相结合”，不是坐在书斋里研究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变化，而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斗争实际出发，回答和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回答和解决中国重大课题的理论成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碰到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面对的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也就是我们党要解决的历史课题。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前一个课题，才能为解决后一个课题创设条件。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就是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国情，依靠自己的实践，回答和解决的是近代中国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过程中，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党进行了两次“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理论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一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一次“结合”，实现了第一次理论飞跃，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出发，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揭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我们党把这一理论成果和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统称为毛泽东思想。

为解决中华民族面临的第二个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历尽曲折之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社会转折中发展的脉络

事非经过不知难。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经历了大转折、大挑战、大考验，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由于这三大理论成果贯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的主题，我们又把它们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他面对的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来的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搞得很乱，全社会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感到很迷茫，“左”的、“右”的思潮都出来了。邓小平针对这种情况，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继承毛泽东的未竟之业和思想财富，总结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在领导党实现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战略转移后，提出了我国现在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就开创了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世纪之交，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曲折，中国共产党也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挑战。江泽民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他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关系到党和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坚持了党的领导，坚守了社会主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了21世纪。

在告别20世纪、进入21世纪的时候，党中央全面评估了我们的工作，认为在20世纪尽管我们总体上进入了小康社会，但存在的问题还不少，特别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相当突出，决定在21世纪之初拿出20年的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胡锦涛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党的总书记的。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系列新问题，他从实际出发，同时借鉴了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来自实践，并经受了实践的考验，因此我们党先后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八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每次理论创新都是在党面临大考验的时候实现的。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是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全球经济危机深化、国内进入经济新常态等一系列新情况、新考验。习近平总书记是在一个充满挑战和风险的背景下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三年多来，他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针对党和国家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内容丰富，相互联系，思想深刻，语言生动，为人瞩目。可以说，这些重要讲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我们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处理好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和国家治理中的热点、难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今天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集中起来，根本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从而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问题。

首先，这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时代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属于规律性的认识。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就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就要在改革中突破传统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要发展市场体系，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从执政党建设着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进而，就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解决国家制度现代化问题。这就是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

其次，这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提出的时代课题。考察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思想大解放，生产力大解放，社会财富大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大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溯源这些变化，就在于改革把中国社会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极大地激发了出来。然而，在我们把中国搞活的同时，出现了许多乱象，包括党内腐败从滋生到蔓延，引起人们对国运的担心。这就要求我们治乱，建设一个活而有序的社会，解决伴随改革发展而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把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突显出来了。

时代提出的课题，也是时代提出的难题。搞活，不能搞乱；治乱，不能治死。不仅如此，我们追求的“活而有序”，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治久安。激发活力，要靠改革；治乱，要靠法治，还要靠治党。不论搞活，还是治乱，都必须有利于并确保“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为破解这一难题，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是统一思想，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两个一百年”和中国梦的奋斗目标上来；继而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一手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手抓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接着，制订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个被称为“姊妹篇”纲领性文件，把国家治理包括依法治国问题提到了改革总目标的高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这就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肩负的时代使命。

第三，这是信息化迅猛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时代课题。在当今世界，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治国理政，已经不能离开这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时代条件。因此，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中国的治国理政问题，都不能脱离今天的时代变动特点，远离时代大潮的发展趋势。今天世界发生的变化，概而言之，就是现代化、信息化、低碳化、全球化。这样的变化，不仅深刻，而且广大，已经直接传递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势，研究当今中国的国家治理，不能不看到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这些与时代潮流变动相联系的巨大变化。因此，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广大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包括发挥互联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更自觉地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党要更自觉地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更务实地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发展国民经济；更有力地推进反腐倡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努力地维护世界和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共同发展。

诸如此类思考，汇总起来，就是一个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及其治国理政思想，续写了一篇光彩夺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文章。

习近平治国理政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习近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它所提到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括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奋斗目标、发展动力、工作中心和总布局、国防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主要内容，这是一个有思想内涵和逻辑联系的科学体系。加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后即2014年6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新常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以及其他重要思想，这更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并有内在逻辑的治国理政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主线。或者说，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纲。

第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目标。

第三，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心任务。

第四，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这是工作总布局。

第五，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发展的动力。

第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法治保证。

第七，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一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是改革发展稳定的思想保证。

第八，在深化军队改革中加强国防建设，维护祖国统一，这是国家安全保证。

第九，坚持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促进世界和平，这是重要的国际环境保证。

第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和密切党群关系，增强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力，这是根本的政治保证。

这十个主要思想，前五个讲的是治国理政的纲领和目标任务、动力，后五个讲的是实现目标任务的保证，包括根本的政治保证、法治保证、思想保证、安全保证和国际环境保证。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信心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的主心骨。

总之，我们要联系十八大以来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的进展和成就，联系我们自己的工作实践和体会，认真学习好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领会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的理论成果。